1903年，提倡创价教育学的牧口常三郎先生在32岁时，出版了一部开创性的地理学著作——《人生地理学》。该书在欧美列强推行帝国主义的20世纪初叶，充满了“世界公民”思想，以及“不将他国人民的不幸作为本国幸福基石”的“人道主义竞争”理念，激发了广大读者的全新自觉，引发了巨大反响。

       牧口先生曾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弘文学院）教授地理课程，众多赴日的中国留学生都曾师从牧口先生学习地理学。回国后，他们自发将《人生地理学》翻译成中文并出版，该书在中国多所大学均有发现。

       此次发现的资料，是《人生地理学》出版次年（1904年：中国清朝时期）发行的杂志《新民丛报》第3年第5号中由梁启超执笔的部分。文中记述了梁启超在日本拜读牧口先生《人生地理学》后深受感动的经历。

【原文】

按地学之精微至是而極近世学者謂地理与羣治有密接之関係誠有察於此也吾去年始見日本人牧口常三郎(※)所著人生地理學一書舉日本全土風俗政治種種發達之差異而悉納之於地理旁引泰西各國以爲證而皆有精確不磨之論據吾讀卒業嘆爲得未曾有而 不知吾二百年前之先民已有志於此業者後起無人大業不竟誰之責也可歎可媿 王易以顧黄王学継荘難高山景行吾響往焉　

       从上述梁启超的感想可以看出，牧口先生的《人生地理学》并非单纯的物理地理学，而是一种探索人类社会与地理关系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理想的新学问形态应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