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人和中日友好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约概要
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池田大作在1968年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翌年6月,在连载于《圣教新闻》的小说《人间革命》中写到,要把中日邦交正常化更推进一步,强烈呼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要主动和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尽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首先要排除万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

  在1972年9月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表明,两国朝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1974年11月两国政府之间举行有关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次初步谈判,1975年1月再次举行。然而,到了2月,谈判在条约里是否写进反对霸权的条款上触礁。

  《联合声明》中一则“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联合声明》一发表,苏联认为这“反霸权条款”是针对苏联,是“反苏”《联合声明》,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于是日本国内响起了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去掉“反霸权条款”的呼声。但是,中国方面坚持非写进“反霸权条款”不可的态度,双方意见难以统一。

  虽然对苏联有所顾虑,但还是在邦交正常化的6年后,签订了含有“反霸权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与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邓小平副总理由黄华外长陪同访日,举行批准书交换仪式。日本总理福田赳夫和外相园田直等出席仪式,两国外长交换批准书,该条约终于生效。

  池田在1974年12月与养病中的周恩来总理会见,总理说:“为了未来,我期待着尽早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这句话像遗言一样铭刻于池田心中。期间,为了尽早实现缔结条约,池田与各国首脑进行认真且坦率的对话。

  1975年1月,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将国务卿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赞成,应该缔结”的看法转达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大平正芳(时任大藏大臣),并确认该条约的重要性。同年4月第三次访华,与邓小平副总理确认中国极力主张反霸权条款的真意,归国后和福田赳夫(时任副总理)会谈,转达了中方的想法。5月访问苏联,与柯西金总理第二次会见,为了使因“霸权条款”等问题而恶化的中苏关系有所改善,以一民间人士身份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