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沼正久简介：
长野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专长为农业经济学。1950年代开始从事中日友好运动。在两国尚无邦交时便已访中，并于1970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于人民大会堂畅谈近七小时。曾发表关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论等的论文。
菅沼正久
受到周总理的直接邀请，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与他见面。那是1970年12月8日的事。
那时有约60名中国的部长级干部同席。话题涉及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日本的粮食供求、人口、教育、对美国进口粮食的依赖、农业现代化、汉字文化等牵涉到整个国家的重要问题。当中，也问及有关“创价学会”。
总理问：“创价学会这个团体有些什么特征？”、“有些什么日常活动？”。总理很关注我本身对学会的观感。我虽说不上十分理解创价学会，但仍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说明。我解释：“那是个由在家信徒组成的佛教团体”、“与所谓‘葬礼佛教’那样的传统佛教不一样”、“日常进行传教及推进文化的活动”、“具社会性，是一个扎根于民众之中的团体”。
总理发问，我回答，会见以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在约七个小时的会见中，有约三十分钟是关于学会的内容。学会的话题，并非偶然的发问，而是在进行高水平讨论，谈及该如何看待整个日本社会时提出的。
在直接谈论日本社会时，话题便转到创价学会，我可以感觉到那是个多么重要的问题。总理问了我以下关于学会的问题：“台湾以及香港等地，有很多创价学会的会员。国籍上他们隶属于自己的社会，而宗教信条则归属于日本的创价学会。他们是如何调整这种关系的，会不会有矛盾？”
我回答说：“会员的国籍各不相同，您说的关系看来协调，似乎没有矛盾。”总理好像接受了我的解释。
我感觉到，总理是想让在座的首脑们直接聆听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让他们了解日本的实情。
会见在深夜11时过后结束，长达七个小时。“啊，今晚已经过了11点。菅沼先生，辛苦您了。”总理以这句话结束了当晚的会见。虽然时间很长，但气氛非常融洽愉快，令人忘记时间的流逝。
第二天，唐家璇先生来到饭店，跟我说：“昨天的会见非常成功”。
周总理的话题提到创价学会，表示他非常关注学会。而且他并不是从一个团体的角度，而是以整个日本社会的层次来讨论学会。而且我觉得周总理其实对于学会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事先理解。我的话只不过认证了总理的想法而已。
过后回顾当时的情形，我觉得周总理已经知道池田会长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并期待学会能帮助推动邦交正常化的进度。总理对创价学会所持有的看法，关系到当时的中国是否了解学会为何要参与邦交正常化过程。
创价学会是一个从牧口首任会长以来一贯反对战争的团体。由于坚持反战，所以首任会长牧口死于狱中。学会被国家的军国主义激烈弹压，直到战后才飞快地在民众间弘扬发展。这就是与其他宗教团体绝然不同之处。可能因为周总理知道这段历史，而能够认同学会的宗旨。学会有着怎样的历史，如何发展过来，这点很重要。学会并非单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严然地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团体”，这个印象对中国来说应该非常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