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轻一代的坚强意志,确切开创出两国友谊的潮流
中国复旦大学特别纪念演讲(摘要) 池田博正
池田博正简介:创价学会副理事长,池田大作长子,曾多次陪同其父访问中国,也代表他招待访问学会的中国客人。
今年(2013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5周年。在这样意义深远的一年,我希望能借此机会与各位重温在两国迎来友好之前,老一代的先辈们,超越种种困难开辟出中日友好之道的尊贵精神,同时发表我的一些看法。
1968年9月,池田名誉会长在1万数千名的青年学子面前,发表了
《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当时他心中早有觉悟,深知倡言一旦发表,肯定会遭到集中性的炮轰攻击。而实际上,名誉会长之后果真遭遇了批评中伤的风暴。
当年还是高中生的我也在现场,而且我还实际感受到,名誉会长呼吁中日和平的热情,已在与会青年们的心中燃烧开来。事实上,据我所知,有不少人,是因为受到这个倡言的启发,而开始学习汉语、从事促进两国友好的工作。
池田博正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
讲述日本的历史,就不得不论及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与日本有2000年以上交往史的邻国。但战后,中国却成为距离虽然很近,但却感觉很遥远的国家,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实情根本不了解。
正因如此,特别是年轻一代,以及培育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应该要用自己的双脚踏上中国的大地,用自己的双眼看看新中国的面貌。为此,创价学会最早派遣到中国进行交流的,正是1979年的青年代表团和教师代表团。名誉会长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有他十分明确的用意。今后,要肩负友好使命的正是青年,而且教育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因此,他希望这些青年,不要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颇的信息所左右,应该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
当时,我以一名大阪高中教师的身份,参加了教育代表团。那是我第一次的访华。
在为期二周的旅程中,我们访问了北京、上海,还有东北的沈阳和哈尔滨等地。期间,我重新认识到,由于日军的侵略,中国人民不知饱尝了多少辛酸和苦痛。当中也遇到了几位把日本战争遗孤视为亲生孩子般抚养长大的中国老百姓。
战争的悲惨与和平的尊贵。人类的傲慢与人情的温暖。包括上述的事情在内,我认为不曲解历史、把真相传达给下一代的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唯有如此才能奠定中日和平的基础,因此,我也决心为此付出努力。
说到在中国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访华时,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夫人
邓颖超女士见面的事。邓颖超女士见到我时,十分和蔼可亲地对我说:“您长得真像令堂!”随后,又以很认真的表情说:“看到您,就让我看到了中日友好世代相传的实证。回去日本之后,请代我问候池田名誉会长和夫人。”至今我从没忘记,当时我在心中深深许下,要将名誉会长夫妇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精神继承下去的誓言。
去年一月,我到北京访问时,从过去担任周总理夫妇秘书的赵炜女士那里,听说了当年邓颖超女士将周恩来总理的遗物“象牙裁纸刀”赠送给名誉会长的原委。
她告诉我,当要赠送这把裁纸刀时,周围的人都以“绝对不能让总理的遗物送出国外”为由,坚决反对。但邓颖超女士却对他们说:“你们不了解中日友好到底有多么重要,池田先生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这是我为了将来所做出的决定。”周总理夫妇无可估量的深切情谊,让我深受感动。
周总理和名誉会长的会见,是在总理去世前一年的1974年12月。当时,周总理76岁、名誉会长46岁。
听说,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由于总理本人提出的强烈愿望,因此邓颖超女士才出面说服医疗组人员,允许总理在医院里进行会见。正因如此,名誉会长将周总理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刻到自己的生命中,真诚地回应总理的期许。
和周总理会见后的隔年4月,名誉会长亲自出面,担任邦交正常化后
第一批中国公费留学生的保证人,并安排他们到创价大学学习。当时,名誉会长说:“这是周总理托付于我的学生,所以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中日友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一次又一次的对话而开始的。除了跨越国界、超越彼此不同的信念、以“同样是一个人”的立场进行交流、贯彻为人的信义,就别无选择。
对情谊报以情谊,真诚相对,唯有这种真诚的行动,才能奠定起无论遭遇任何事情,都不受动摇的和平与友好之道。
今后,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的焦点,毫无疑问地将是青年和教育。名誉会长在鼓励青少年时,经常引用周总理和鲁迅先生的话,以及中国的古典文学,借此在青年心中培育对中国的情谊。政治层面上的关系变化无常、经济方面的关系亦起伏不定。但唯有青年交流和教育交流,才能使两国友好万古长青。
波涛汹涌的海面下,肯定是有着一股强劲的潮流在流动。而要创造这样的底流,进而推动历史,是需要年轻一代的坚定意志。中日友好的这股真正潮流,正是从我们每一个人所缔结下的友情中所产生的。
作为一个了解老一代先辈们创建中日友好历史的人、作为一个曾经亲身接触和体会过中国温暖人情的人,我也要在此誓愿,决定今后一定要竭尽所能地培养更多热爱中日友好的青年。以上结束我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