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呼吁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在日本连提到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可能性都是件近乎不可想象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形势比现在更严峻。但我相信，若跟邻国没有友好的关系，日本就不会有未来。与中国关系稳定、融洽，对亚洲和世界沿着和平之路前进也至关重要。

　　中日建交后，我于1974年12月访问北京，有幸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我从交谈中了解到，在他们的眼中，中日两国的人民均为日本军事政权下的受害者。这更坚定我的心志，要在两国人民间筑起永不崩溃的友谊，确保今后不再爆发任何战争。

　　由那时起，我为促进两国友好交流全力以赴，并且特别把焦点集中在青年的身上。1975年，创价大学录取6名来自中国的公费交换留学生。40年后的今日，总共有10万名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而在中国也有1万5千名日本学生就学。

　　多年来，中日在文化、教育和许多其他领域进行了交流，包括了349个友好城市协议的缔结。双方间也建立了互助的传统，在诸如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等艰难时期互为对方伸出援手。

　　尽管局势偶尔显得紧张，但两国的友谊之河仍旧逐年壮大。这是通过无数次面对面互动和交流，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每一次的交流都有其小而重要的贡献。因此，不管遭遇什么磨难或障碍，这道河流不会轻易干涸。我们也绝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政治和经济的领域总是受到时局起伏的影响。和平的年代的确来得不易，这也是为何每当面对危机时，坚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两项主要誓言显得重要：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不在任何地区谋求霸权。

　　只要我们坚持这些原则，就必定会找到克服当前危机的办法。相较于风平浪静的时期，多事之秋才是加深相互理解和巩固中日关系的绝佳时刻。我吁请中日两国重新许下坚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两项誓言的承诺，并且即刻设置一个高级别对话平台，防止双方关系的恶化。

　　形势越困难，为和平与共生进行对话就越重要。即使途中出现激烈的争议，坦诚的对话可让双方认清彼此的立场及主张中，到底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忧虑、关心及理想。

　　基于这个道理，我建议日本与中国定期举行首脑会议。

　　我相信，目前的中日问题是个难得的机会，两国应该趁此时机搭建一个让双方领导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皆有机会面对面进行交谈的架构。

　　我还想进一步建议中日两国共同设立一所以保护环境为目标的东亚合作机构。作为一个可以在2015年落实的短期目标，这种造福人类的合作行动，将为其他以和平及共生为宗旨的新伙伴关系的形成铺就道路。

　　这个新的机构将让中日两国的青年有机会为相同的目标同心协力，同时也会开创为东亚的和平及稳定进行合作的先例，最终落实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

　　1968年9月，我敦促两国年轻人携手共建更美好的世界。透过这么多年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基础已默默建立起来。

　　我认为，如今的重点，应该是那些更显著、更持久的目标。当前所需的，是把目光投往中期、长期的未来，在不同的新领域树立更具体的合作模式。

　　我也坚信，透过此类持续和坚定的努力，中日友好的纽带将变得坚不可摧，并被后人自豪地代代传承下去。

＜中文翻译：创价学会国际广报局＞